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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有什么重大事件?
1.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即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主席用他那带着湖南口音的洪亮声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2.1950年抗美援朝,跨过鸭绿江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6月27日,美国政府宣布出兵朝鲜,实行武装干涉,发动对朝鲜的全面战争,并派遣海军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公然干涉中国内政。侵朝美军不顾中国政府的多次警告越过“三八线”,直逼中朝边境的鸭绿江和图们江,并轰炸中国东北边境的城市和乡村,直接威胁到新中国的国家安全。
10月8日,发布命令将东北边防军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命令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3.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
1951年5月23日 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协议》的签订,宣告了西藏和平解放。同年10月16日,根据《协议》规定进驻拉萨。
4.1952年河北公审刘青山、张子善
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人民政府召开公审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大会。河北省人民法院遵照中央人民政府的命令,组成临时法庭,对刘青山、张子善予以公审和宣判,判处二犯刑,立即执行,并没收其本人全部财产。
5.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
1953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迎接1953年的伟大任务》的社论,指出:“1953年将是我国进入大规模建设的第一年”,将“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五”计划,是指我国从1953年到1957年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
6.1954年第一届一次会议召开
1954年9月15日至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一致选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为副主席,为第一届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等13人为副委员长,为院长,张鼎丞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大会决定任命为总理。
7.1955年率团参加万隆会议
1955年4月18日─24日,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代表团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首届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这是亚非国家第一次在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自行召开的会议。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总理坚决贯彻中国的外交路线,坚持求同存异,协商一致的原则,为会议的成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8.1956年第一批国产汽车研制成功
1956年7月13日, 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崭新的总装线上,被毛主席命名为“解放”牌的第一辆汽车试制成功。这标志着第一汽车制造厂的三年建厂目标如期达到,也结束了中国不能批量制造汽车的历史。
9.1959年大庆油田被发现
1959年9月25日,中国石油勘探队在东北松辽盆地陆相沉积中找到了工业性油流。时值国庆10周年,所以这个油田以“大庆”命名。大庆油田的发现,打破了中国是“贫油国”的论调。到1963年12月,终于可以自豪地宣布:中国需要的石油,现在已经可以基本自给了,中国人民使用“洋油”的时代,即将一去不复返了。
参考资料:
人民网:中国年代大事记(1949——1959)
南浔在浙江哪
南浔古镇南浔位于湖州市南浔区城区以东,与江苏省苏州吴江市交界,北滨太湖,南望杭州,东达上海,在明清时代就是一个典型的江南水乡名镇和旅游胜地。明万历年至清代中叶,蚕丝业和手工业、缫丝业的兴起及商业的发展,为南浔经济繁荣鼎盛时期。镇上的巨富豪绅,几乎都靠经营蚕丝业发迹,俗称“四象”、“八牛”、“七十二只金黄狗”。民间有“湖州一个城,不及南浔半个镇”之说。南浔历史上园林众多,自南宋至清代镇上大小园林达27处。以一镇之地,而拥有五园,实江南所仅见。至今幸存的有嘉业堂藏书楼、刘氏小莲庄、陈氏颖园和张氏适园。 旅游线路 南浔交通地图 1.小莲庄-嘉业堂藏书楼-刘氏梯号(红房子)-镇史馆-求恕里-张石铭旧宅 2.小莲庄-嘉业堂藏书楼-江南民俗风景区-刘氏梯号(红房子)-广惠宫-镇史馆-求恕里-张石铭旧宅-张静江故居-百间楼 自驾车路线 </B> 杭宁(杭州—南京)高速公路,距离出口为36公里; 沪杭甬(上海—杭州—宁波)高速公路,距离出口为45公里: 沪宁(上海—南京)高速公路,距离出口为65公里; 乍嘉苏(乍浦港—嘉兴—苏州)高速公路,距离出口为30公里。 上海:从沪青平公路上去,穿过平望镇后上318国道,一出吴江便到。来回过桥过路费总计80元。 杭州:从104国道到湖州后转318国道 南浔门票门市价100元. 南浔古镇景点 百间楼 百间楼位镇东北侧,沿老运河东、西两岸建造。相传是明代礼部尚书董份为他家的保姆仆人居家而建。始建时约有楼房百间,故称”百间楼”,这一名称一直保存至今。百间楼的特色是依河立楼,顿河道蜿蜒逶迤,有石桥相连。楼房为传统的乌瓦粉墙,形成由轻巧通透的卷洞门组成的骑楼式长街。最集中的一段是河东岸的莲花桥到长桥,房屋较为整齐,密密扎扎地布满了河岸。白墙、青瓦、沿廊、河埠、花墙、卷门、廊檐、河水流淌,船只往来,呈现出一派典型的江南水乡特有的风光,(河西岸在40年代,遭日本军队飞机轰炸,损毁严重,虽经修整,但己失昔日风采)。百间楼河道原是运河,通湖州和乌镇、苏州、南浔的物资均从这条河迸出。元未筑城墙,成为城壕的一段,沿河大多为货钱、店铺,沿岸筑成整齐的条石驳岸,岸边河马林立,以便船只停靠,装御贷物。沿河是长街,沿街房屋太多为前店后宅。大户人家均 住宅三至四避,一般人家为一个天井的两进屋。整条百阁楼街房舍连排,侧墙相接。房舍间山墙高耸,有做成云头;有做成观音兜式;也有做成三叠马夹墙式,高低错落,自墙黑瓦,饶有风情,沿河街屋黑瓦之下,民革梗楼窗,底屋多有披檐,又一层黑瓦,再下是桂廊河沿,轻巧通透,洋隘着水乡居居的灵气。百间楼是至今为止保存得最为完整,并留有传统风貌的沿河居民群落,全长400余米,以门面百五十四,距今已有400多年历史。 小莲庄 小莲庄(国家文保单位)、嘉业堂(国家文保单位)、文园、江南水乡一条街等景点组成的中心景区。南浔素以园林和藏书楼闻名天下,小莲庄和嘉业堂就是其典型代表,小莲庄位于鹧鸪溪畔,碧水环绕,园内绿木深深,不染一点俗尘,粉墙黛瓦,莲池曲桥,奇峰怪石,让人品位到“虽由人作,宛如天开”之意境,内有御赐牌坊、匾额、碑廊、家庙、净香诗窟、叔苹奖学金成就展览馆等景点。 嘉业堂与小莲庄仅一河之隔,为清末著名藏书家刘承干所建,其园林造法和小莲庄异曲同工,而园内的藏书楼则闻名天下,内藏有书籍60万卷,共16万余册,其中有不少海内珍本、孤本。 文园、江南水乡一条街和久安老年社会福利中心是久安公司新近开发的景点,文园与小莲庄和嘉业堂毗邻,内有文昌阁、徐迟纪念馆、吴寿谷艺术馆和南浔名人长廊等景点。 张静江故居 </B>张静江故居和百间楼为主的东北区块,此外还包括尚待开发的庞宅、金绍城故居及东圆、宜圆遗址等。 东大街原是南浔古镇的第一商业街,街南即为市河,街两侧有五福楼、大庆楼、天云楼、长兴馆、大陆旅馆、“野荸荠”茶食南货店等一大批百年老店。 而“民国奇人”张静江的故居(市文保单位)就坐落在街北,更令人流连的要数明代礼部尚书董份为其女眷家仆而建的百间楼(市文保单位)。百间楼沿河而建,即充分利用空间,又富于想象,显得很有层次,她与不远处的洪济(市文保单位)、通津(市文保单位)二桥组成了一幅“小桥、流水、人家”的美丽风景。 嘉业藏书楼 藏书楼的主人刘承干是小莲庄的主人刘镛的孙子,于1920至1924年建造了嘉业藏书楼,因清帝溥仪所赠“钦若嘉业”九龙金匾而得名,原藏书楼主人刘承干是个酷爱藏书的世家子弟,辛亥革命后,刘乘大批古籍流散之机,大量购书,他自称历时二十年,费银三十万,得书六十万卷,在藏书楼全盛时期的1925年至1932年间,藏有宋元刊本155种,地方志书一千余种,及不少明刊本、明抄本,大量的是清人文集和各种史集。藏书楼不仅以收藏古籍闻名,而且以雕版印书蜚声海内。刻印书中,有不少是清政府,刊刻甚精。 1933年以后,刘氏家道中落,大量古籍“自我得之,自我失之”,直至1951年浙江省图书馆接管时,藏书只有十一万册左右,宋元刊本荡然无存,明刊本只剩下几种,藏书残缺严重。 1949年解放军解放江南时,周总理指示陈毅派部队保护藏书楼。1951年11月,刘承干将书楼及庭园全部捐献给浙江图书馆。 广惠宫 广惠宫是南浔镇知名的道观,俗称张王庙,始建于北宋英宗治平年间,距今已有900多年历史,建观历史长于建镇历史。历史上的广惠宫经历过数度衰败鼎盛之变。在重修重建中,广惠宫的规模也不断扩大。 广惠宫也曾称三清殿。本为祠山神庙。据镇志载,广惠宫“宋时止一殿,奉祠山神像”,“为道流香火之所”。尽管数百年来其构建布局几经“调整”,但主体仍是祠山大帝行宫,至少人们总是以张王庙称之。于2003年上半年重建。 广惠宫是南浔古镇一处源远流长富有地域文化色彩的道教建筑遗存。首期工程后的广惠宫重建重修工程,部分展现了历史上广惠宫的原貌。 刘氏梯号(红房子) 崇德堂(又称刘氏梯号,俗称红房子),是南浔“四象”之首刘镛的三子刘安(字渊叔,号梯青)的居处。刘梯青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从钱氏购地筑宅,于同年冬破土,光绪三十四年(1908)竣工。 刘梯青(1876-1950),禀贡生,直隶省候补道员,钦加三品衔,因劝办山西赈捐,奏保二品顶戴,赏戴花翎,特赏头品顶戴,正一品封典。他不仅是文物收藏家,也是实业家,在上海、杭州等地拥有不少房地产,据民国17年(1928)4月出版的《上海总商会会员录》排列的当时最具规模的16家房地产大户,其中他与刘承干、刘湖涵皆榜上有名,且名列前茅。他还与庞赞臣等人集资28万两,于民国16年(1927)在余杭塘栖创办崇裕丝厂,当时有职工1340人,引进意大利式5绪坐缫丝机492台及日本先进技术设备,年产白厂丝40余吨,产品销往欧美及东南亚等地区,为当时浙江乃至全国一流的大型缫丝厂(解放后,该厂更名杭州新华丝厂,属国有大型缫丝企业)。 崇德堂整座建筑由南、中、北三部分组成。中部建筑以传统儒家文化思想理念的厅、堂、楼、厢为主体;南、北部中式建筑融入西欧罗马式建筑,其中北部欧式建筑立面尤为壮观。大宅高敞恢宏,以精美的砖雕、木雕、石雕见胜。宅后曾辟一草地为网球场,边上一角饲养奶牛,东西潭边钟楼上曾有一口巨大的自呜钟,远近都能听见它的钟声。 徽派的马头墙和石库门内却有欧洲洛可可风格之券顶。南浔对外来文化的包容和气度可见一斑。崇德堂宅后义仓河对岸拓地二十亩,种树栽花,叠石为山,坡植白皮松,蓄水栽荷,且有楼、亭、阁、榭和欧式小洋房。因刘梯青“有述袭为园之志,抱守存故迹之心”,沿承三百年前“小桃源”之意,故取名“留园”,也取“留”与“刘”同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刘园一部分赠予外甥徐氏,故称“徐家花园”,毁于抗日战争期间,仅荷池犹存。 南浔史馆 南浔史馆原为南浔商会旧址,始建于1926年,为三进中西合壁建筑风格的建筑物。占地面积约1000平方米左右,现为市级文保单位。 前进为五开间门厅、二进为会议大厅,柱高屋陡,气势恢宏。三进为中式木结构二层楼房、木质廊柱花窗、古朴典雅。在会议大厅前的庭院中,栽有百年广玉兰两枝、枝繁叶茂,生机盎然。 镇史馆全景馆综合概括了南浔从南宋淳佑末年(1252年),建镇以来747年中江南名镇南浔的历史变迁,从历史角度来叙述南浔地理位置、区域划分的变化,名人、文人荟萃,以及清朝末年辑里湖丝行销世界时的盛极一时,到抗日战争时遭受的重创。一直到解放后, 南浔人民在中国***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为重振江南名镇雄风而作出的不懈努力,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 南浔所产生的巨大变化,全方位、多层次地向人们展示了江南名镇南浔在漫长历史中的地位,以及政治、经济的发展轨迹和深厚的文化 底蕴。它是南浔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之一,是人们了解南浔的窗口。 求恕里 求恕里是嘉业堂藏书楼主人刘承干于1930年所建别墅。刘承干一生淡泊名利,不求仕进,即使到了晚年家道没落也坦然自得,故以“求恕居士”自居。他在上海储书之所名“求恕斋”,南浔别墅称“求恕里”。 1920年刘承干建嘉业堂藏书楼,同时为了适应藏书楼管理的需要,因此扩建求恕里,作为他和家属回浔小住和藏书楼管理处的地方。求恕里属于典型中西合璧的建筑,整个结构是以门房、甬道、西洋门楼、卷门、庭院和独立的楼厅相结合。 求恕里现今陈列着刘旭沧作品摄影展。刘旭沧原名刘承东,中国近代著名摄影艺术家,曾担任上海摄影协会主席,他是刘承干的九弟,两人相差32岁。一长衫马凳子,以收藏古董成名;一个西装革履,钻研摄影成名。兄弟俩各有所成,被人戏称是刘家的“中西合壁”。 求恕里的甬道尽头有一花园别墅。园内有花草树木及太湖石作为点缀,别墅的主建筑是一幢中西合璧的堂楼。二楼是卧室,打开朝南的窗,既可观园内的景色,又可以远望刘家的小莲庄和藏书楼,在上面还有一个不被人发现的密室阁楼。 张石铭旧居 张石铭旧居(又称懿德堂),位于南浔镇南西街,占地4792平方米,有五落四进和中、西各式楼房150间,其风格奇特、结构恢宏,工艺精湛,尤其是众多精美生动的木雕、砖雕、石雕以及从法国进口的玻璃刻花等,都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民俗建筑和文物价值,号称江南第一巨宅。现为省文物保护单位。 旧居北侧原为顾氏旧宅,正大厅腰门上有吴昌硕手书的匾额“世德作求”和吴淦题写的匾额“竹苞松茂”。北侧建筑的主要特点是装饰雅致,花窗、门廊和砖雕、石雕古朴逼真。南侧原为董说旧宅,后经张氏扩建而成。进门即为内厅(轿厅),厅后两侧有小天井,有腰门与后进相通。二进正面为大厅,厅后为堂楼(女厅)。后进天井中有一形似苍鹰的英德石,名“鹰石” ,用乃江南罕见之珍品。 旧居以前后划分,从第三进开始,内厅两侧的漏明廊窗为木刻芭蕉叶,玲珑剔透,栩栩如生,故亦称“芭蕉厅”。楼窗镶嵌菱形蓝色玻璃刻花,花式为四时花卉果品,晶莹高雅,属当时中西文化结合的贵重装饰品。第四、第五进有不少外来的建筑风格和建筑材料。从壁炉、玻璃刻花,到克林斯铁柱头等,体现了欧洲十八世纪的风格。第四进的大厅是一个设有化妆间、更衣室的豪华舞厅,地砖均从法国进口,墙面屋顶由红砖瓦砌筑。洋房前庭院中栽着两株广玉兰(洋玉兰),现已有两百多年树龄,叶大密茂。
美有哪几种表现形态
1.社会美 美的现象形态之一。指人类社会创造的事物
的美以及人类精神、行为的美,是一种积极肯定的生
活形象。
社会美根源于社会实践。它最早是从人类的生产活
动中产生的。原始人为了生存、发展,从事原始的生产劳
动,面对恶劣的环境,靠打制的粗糙工具与自然抗争,获
取生存的权力。原始人正是从生产活动本身及其产品(包
括劳动工具)中直观到人的伟大的自由创造力量,从而产
生欢愉的感情。在私有制条件下,出现了异化劳动,劳动
者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智慧和潜能,而是在精神压抑、
肉体遭摧残的情况下进行劳动创造的,就是在这样的情
况下,劳动者仍然创造出大量表现出社会美的事物,如万
里长城、金字塔等。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在社会主义条
件下,劳动不再只是谋生的手段,而是自由发挥、自由创
造的充分表现,人的个性得到全面充分的发展,人类的实
践活动本身必然更加显示出美的光彩。
社会美突出表现在那些作为革命实践主体的先进人
物身上。例如那些在阶级斗争中为了争取人类的进步和
解放而英勇战斗的英雄形象,在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中表
现出智慧、力量和献身精神的人物形象,都是社会美的重
要表现。社会美还表现为实践活动的美,包括人物、事件、
场景等生活形象,为实现先进的社会理想所进行的阶级
斗争、革命战争、群众运动、现代化建设,为认识宇宙和生
命的奥秘所进行的科学实验,以及人类日常生活,友谊,
爱情,各种交流活动中的美,都是社会美,都是直接对人
的创造的积极肯定。此外社会美还表现为实践成果的美,
这主要指劳动产品的美,如长江大桥、密云水库、各种工
业品的美。人类的实践成果不仅直接体现了人的需要,而
且直接体现了人的创造、智慧和力量。
人是社会实践的主体,人的美在社会美中占有核心
地位。人的美包括外在美和内在美。外在美即人体美。人
体美介于自然美与社会美之间,主要是自然美。人为万物
之灵,人体美是自然美的最高表现形态。人体的自然固是
人体美的基础,但不能把人体美仅仅归结为自然因素。劳
动创造了人,人体生理器官的进化是在人类长期劳动中
历史地形成的,是受多种社会条件制约的。人的体型、相
貌、肤色、肌肉、姿态、气质、风度以及人工的修饰、美容,
都是人体美的构成要素。人体美要符合比例、对称、均衡、
和谐等形式美的规则,同时又要健康、敏捷、充满活力,显
示出人的自由本质和内在潜力。内在美又称心灵美、精神
美,是一个人内心世界的美。它包括品德、情操、人生观、
理想、性格、学识、修养等方面,表现在人的言论、行为之
中。例如,符合先进阶级、人民大众的利益和愿望的进步
理想的信念,为实现这些理想的献身的精神和行为,爱祖
国、爱人民,对爱情、友谊的忠贞等,都展示出丰富多彩的
心灵美。对于人的美不同阶级存在不同的标准。内在美和
外在美在具体人物身上的表现十分复杂,但内在的心灵
美始终起着决定的作用。
社会美的特征,首先表现在它与社会实践有直接的
联系,具有较为鲜明的社会功利性。社会美以满足人的实
践需要的善的内容为突出标志,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
的统一。同时,社会美具有历史性,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
而发展。在不同时代,社会美具有不同的尺度、标准和面
貌;社会美记录了主体实践的艰辛历史,凝结了人类历史
斗争的痕迹。
2.社会美是指社会生活中的美。它是一种积极的肯定的生活现象。
社会美是指社会领域中的美。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不断改造和征服自然的历史,也是不
断创造社会美的历史。凡是有人类活动的地方就有社会美的存在。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社会美是人类创造性劳动实践的结果。真正的社会
美,是那些积极的,健康的,对人生有肯定价值,有益于人类,催人奋发向上的事物所具有的
属性,是人类生活中一种积极的肯定的社会现象。
什么是社会美呢?我们读《红岩》《革命烈士诗抄》看到无数崇高的大义凛然的英雄形
象:江姐对着敌人的严刑拷打,坚强如钢,视如归。更明翰就义时高声呼喊:“砍头不要紧,
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为真理献身,气吞山河。广州起义时周文雍的《绝笔
诗》写道:“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
员宁折不弯的革命气节感人至深。还有方志敏和他《可爱的中国》一直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
中国人。这些英雄人物及其动人事迹所表现出来的献身精神、爱国精神崇高伟大,他们的革
命信念坚定无比。以他们为代表的中华民族的优秀人物的青春是最壮丽的。这样的英雄豪
杰及其壮美的革命斗争生活,就是最有价值的催人奋进的社会美。
社会美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大的方面讲,有社会实践劳动创造的美,有社会
道德风尚的美,有日常生活的美。在社会劳动中,人是构成美的劳动场面和过程的第一要
素。人作为劳动主体,体质健康,技术熟练,有高尚的职业道德,比起病身瘦骨,弱不禁风,笨
手笨脚,并且劳动态度不好的人来,就是美,这就是劳动主体的美。再比如说劳动环境,一个
车间,整洁光亮,机床器物排列整齐,通道宽畅,空气流通,比起杂乱无章,肮脏不堪,臭气冲
天来就是环境美。环境作为人立体生存和活动的空间,也是社会美的一个重要方面。
社会道德风尚的美,就表现在日常生活中。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
冲突,同事、师生、军民、干群、朋友、亲属之间都应互相尊重,团结友爱,互相关心照顾,如果
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人人利己以害人,还有什么美可谈呢?每个公民都自觉遵纪守法,文明
礼貌,谦恭礼让,与人为善,这样才能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才能促进人类的发展和社会的繁
荣。
社会美和人类生活理想具有密切联系,体现了人的自由创造。
生产劳动是人类最重要。最基本的领域。在这种社会实践活动中,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
创造着美,表现着人类的生活理想。因而社会美总是和人类的生活理想密切联系着,体现着
人的自由创造精神。
社会美重在心灵美、精神美、性格美。
与自然美侧重于形式美不同,社会美侧重于内容。它以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善”为基
础,以研究人的美德——“善”为主要内容。社会美是紧密地与人联系在一起的,没有了人的
存在,也就没有了社会美的存在。因此,人的美是社会美中最重要的内容。人的美,具有丰
富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具体说,社会美重在人的心灵美,精神美,性格美。
比如一个青年,穿着时髦,风度翩翩,乍一看,我们会感到一种美,但这是外在的美。一
个人只有当外在的美和内在的美有机地统一时,才体现出一种完整的美,真正的美。假如我
们又看到这位穿着时髦、风流潇洒的英俊青年正在公共汽车上掏人钱包时,油然而生厌恶作
呕的感受,并不会因他那漂亮的脸蛋,时髦的穿着而消除。因为我们看到这种人缺少心灵
美。相反,当铁人王进喜为战胜井喷而腾身泥浆中,用自己的身子搅拌水泥封住井口时,他
那浑身泥浆,不辨眉目的泥人形象,比起西装革履,熨发旗袍的城市恋人来,是其不得美的,
但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大庆人却体现了崇高的心灵美。他们想着并不是时髦的服装,舒
适的住房,丰裕的生活,而是自力更生,战天斗地,拿下大油田,为祖国争光,为人民立功。因
而,他们的形象——虽是一群泥人——实是一组英雄的雕像。这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他
们有着一种崇高的心灵美。这才是真正的社会美。
再如世界名著《巴黎圣母院》中的敲钟人加西莫多。他原是吉卜赛人的弃儿,生来独眼,
驼背跛足,后来又因敲钟震聋了耳朵。单从容貌上看,很难把他看成是一个“美”的人。但当
他最终认清了圣母院副主教克罗德这个魔鬼的真面目时,就拼命抢救了被克罗德陷害的吉
卜赛女郎爱斯梅哈尔达,并把魔鬼克罗德推下塔楼摔。加西莫多这一世界著名文学形象,
他的外貌的丑陋丝毫也没有损害这一“至善”形象的光辉,这也是因为他那感动人心的心灵
美起了作用。
毛主席曾说过: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这里所说的“精神”,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人的精神
美。一个真正完美的祉会,应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和谐的统一。精神文明是广泛的
精神美的结晶。资本主义国家,如西欧、美国等势力猖极,贩毒、、抢劫、、暗
杀、等犯罪行为层出不穷,犯罪率相当高,这是缺少高度的精神文明所致。在他们那种
社会制度下,人与人之间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在他们的资本主义土壤上,绝不会出现中国
的“铁人精神”。社会主义国家,十分重视精神文明的建设,总是最大限度地调动人们的积极
性,催发人们的精神力量。因而,在我们党和共和国的历史上,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
上,都闪耀着人们精神美的光辉。《中国老年报》曾提出激发人民的九种精神;、刘少
奇生活俭朴,不搞任何特殊化的领袖风范;中国人民抵制糖衣炮弹,拒腐蚀永不沾的好八连
精神;石油工人战天斗地、自力更生,为国争光的铁人精神;心理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自
己的焦裕禄精神;六十年代初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的一厘钱精神;创下世界女排史上
“五连冠”奇迹的女排拼搏精神;代表了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精神风貌的钱学森式的攀登精神;
亏了我一个,幸福十亿人的老山战士的奉献精神。这是中国人民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也可
说是整个世界精神文明的财富。它是那样永久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使人们深切地感受到
美,使我们的理想情操在一种壮美的感受中得到净化和升华——这就是给人自找改造的伟
大的精神美。
体现在人身上的性格美也是社会美的一个重要方面。性格美属于人性美的范畴,受自
然环境,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后天的学习、受教育都有密切关系。每一种性格,都体现着一定
的自然性和社会性。我们所说的性格美应具备着人的社会肯定性品质,即为社会公德所承
认和赞誉的品质。性格美内容丰富。一般说,天真活泼、正直诚实、敢于斗争、舍已为人、追
求真理、坚持正义、爱憎分明、谦虚和善、助人为乐、不怕困难、热爱生活等,都属于性格美的
范畴。性格美不是抽象的,他是具体可感的。我们从不同人的身上可以看到不同的性格美。
在《红岩》中,我们看到了钢铁般的性格美。那是革命先烈显现出来的无产阶级的意志和力
量。在《林海雪原》中,我们看到了闪烁着智意火花的性格美,那是***员虎胆英雄杨子荣
的性格美。还有飞夺卢定桥的十八勇士;舍身炸碉堡的董存瑞;身堵机枪口的黄继光;平凡
而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在这些英雄人物身上,找们都看到了真正的性格美。
美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哪些方面?举例说明
美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凡是有人类活动的地方就有社会美的存在。社会方面的美,是那些积极的,健康的,对人生有肯定价值,有益于人类,催人奋发向上的事物所具有 的属性,是人类生活中一种积极的肯定的社会现象。
从大的方面讲,有社会实践劳动创造的美,有社会 道德风尚的美,有日常生活的美。在社会劳动中,人是构成美的劳动场面和过程的第一要素。人作为劳动主体,体质健康,技术熟练,有高尚的职业道德,比起病身瘦骨,弱不禁风,笨手笨脚,并且劳动态度不好的人来,就是美,这就是劳动主体的美。再比如说劳动环境,一个车间,整洁光亮,机床器物排列整齐,通道宽畅,空气流通,比起杂乱无章,肮脏不堪,臭气冲天来就是环境美。环境作为人立体生存和活动的空间,也是社会美的一个重要方面。
社会道德风尚的美,就表现在日常生活中。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同事、师生、军民、干群、朋友、亲属之间都应互相尊重,团结友爱,互相关心照顾,如果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人人利己以害人,还有什么美可谈呢?每个公民都自觉遵纪守法,文明礼貌,谦恭礼让,与人为善,这样才能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才能促进人类的发展和社会的繁荣。
社会美和人类生活理想具有密切联系,体现了人的自由创造。生产劳动是人类最重要。最基本的领域。在这种社会实践活动中,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创造着美,表现着人类的生活理想。因而社会美总是和人类的生活理想密切联系着,体现着人的自由创造精神。社会生活中的真善美:尊老、拾金不昧、乐于助人、爱岗敬业、奉献社会 。
社会美重在心灵美、精神美、性格美。与自然美侧重于形式美不同,社会美侧重于内容。它以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善”为基 础,以研究人的美德——“善”为主要内容。社会美是紧密地与人联系在一起的,没有了人的 存在,也就没有了社会美的存在。因此,人的美是社会美中最重要的内容。人的美,具有丰富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具体说,社会美重在人的心灵美,精神美,性格美。
比如一个青年,穿着时髦,风度翩翩,乍一看,我们会感到一种美,但这是外在的美。一 个人只有当外在的美和内在的美有机地统一时,才体现出一种完整的美,真正的美。假如我
们又看到这位穿着时髦、风流潇洒的英俊青年正在公共汽车上掏人钱包时,油然而生厌恶作
呕的感受,并不会因他那漂亮的脸蛋,时髦的穿着而消除。因为我们看到这种人缺少心灵美。相反,当铁人王进喜为战胜井喷而腾身泥浆中,用自己的身子搅拌水泥封住井口时,他那浑身泥浆,不辨眉目的泥人形象,比起西装革履,熨发旗袍的城市恋人来,是其不得美的,但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大庆人却体现了崇高的心灵美。他们想着并不是时髦的服装,舒适的住房,丰裕的生活,而是自力更生,战天斗地,拿下大油田,为祖国争光,为人民立功。因而,他们的形象——虽是一群泥人——实是一组英雄的雕像。这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他 们有着一种崇高的心灵美。这才是真正的社会美。 再如世界名著《巴黎圣母院》中的敲钟人加西莫多。他原是吉卜赛人的弃儿,生来独眼,驼背跛足,后来又因敲钟震聋了耳朵。单从容貌上看,很难把他看成是一个“美”的人。但当他最终认清了圣母院副主教克罗德这个魔鬼的真面目时,就拼命抢救了被克罗德陷害的吉卜赛女郎爱斯梅哈尔达,并把魔鬼克罗德推下塔楼摔。加西莫多这一世界著名文学形象,他的外貌的丑陋丝毫也没有损害这一“至善”形象的光辉,这也是因为他那感动人心的心灵
美起了作用。 、生活俭朴,不搞任何特殊化的领袖风范;中国人民抵制糖衣炮弹,拒腐蚀永不沾的好八连精神;石油工人战天斗地、自力更生,为国争光的铁人精神;心理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自己的焦裕禄精神;六十年代初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的一厘钱精神;创下世界女排史上“五连冠”奇迹的女排拼搏精神;代表了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精神风貌的钱学森式的攀登精神;亏了我一个,幸福十亿人的老山战士的奉献精神。这是中国人民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也可
说是整个世界精神文明的财富。它是那样永久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使人们深切地感受到美,使我们的理想情操在一种壮美的感受中得到净化和升华——这就是给人自找改造的伟大的精神美。 体现在人身上的性格美也是社会美的一个重要方面。每一种性格,都体现着一定的自然性和社会性。我们所说的性格美应具备着人的社会肯定性品质,即为社会公德所承认和赞誉的品质。性格美内容丰富。一般说,天真活泼、正直诚实、敢于斗争、舍已为人、追求真理、坚持正义、爱憎分明、谦虚和善、助人为乐、不怕困难、热爱生活等,都属于性格美的范畴。性格美不是抽象的,他是具体可感的。我们从不同人的身上可以看到不同的性格美。
在《红岩》中,我们看到了钢铁般的性格美。那是革命先烈显现出来的无产阶级的意志和力
量。在《林海雪原》中,我们看到了闪烁着智意火花的性格美,那是***员虎胆英雄杨子荣
的性格美。还有飞夺卢定桥的十八勇士;舍身炸碉堡的董存瑞;身堵机枪口的黄继光;平凡而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在这些英雄人物身上,找们都看到了真正的性格美。
红帮文化的红帮人物
王才运,奉化江口王溆浦村人。
王才运父亲王睿谟,早期在上海做裁缝,至今保存完整的《王氏宗谱》,记述了王氏家族的历史。光绪庚子(1900),王睿谟在上海站稳了脚跟开起服装作坊,为红帮早期创业者之一。
王才运,1879年生于王淑浦,13岁离家去沪当杂货店学徒。其时外籍驻沪者逐渐增多,而一些开始修补西服的裁缝因技艺不高而受外籍人奚落的事也常有发生,有志者便东渡日本,北上海参威、朝鲜等地学艺。王才运在杂货店三年满师后,恰逢其父王睿谟自日本学做西服返沪。亲属长辈见才运为人机灵,有股钻劲,便叫他改行随父学裁缝,专做西服。起初同样是“包袱店”,即用进口毛料零买零做,积累资金。当时的大多“包袱店”是来料加工,纯属手工作坊型,只赚些加工费糊口。而王才运的“包袱店”则是从备料入手,可让来店量制西服的顾客先行挑选面料里料,并备好纽扣等各种附件,配套缝制。店中融门售与加工为一体,恰好高人一筹,便有了较多的利润,初步积累了一些资金,遂在“包袱店”中脱颖而出,在上海小马路处租了间店面,开设了一家“王荣泰”西服店(“荣昌祥”的前身)。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有了一定的资金和技术人才的基础,又得到了浙江慈溪人潘瑞璋先生的资助,于1910年在南京路(即现在上海市中百一店原址)开设了“荣昌祥”呢绒西服号。
荣昌祥呢绒西服号为3层建筑10开间门面,店外灯光辉映,店内装饰讲究,在当时颇具气派。为扩大经营范围,王才运亲自到奉化家乡来物色人才,招收较为年轻而聪明伶俐的亲属乡邻当学徒,满师后即为职工。那时的“荣昌祥”已颇具规模,一楼铺面辟为商场;二楼前半部分经营呢绒批发,后半部分则为裁剪间、工场间和配料间;三楼一半仍是工场,一半为职工宿舍。这是当时沪上第一家有规模、有铺面又有工场的工贸合一的西服商店。开业伊始,因当时的南京中路、南京西路尚未开发,该店的地段尚属偏僻。但民国以后,市中心逐渐向西延伸。并随着发辫剪割,服饰趋新,穿西服者除外籍人士外,国人如官僚买办、律师教授、医生商人、洋行职员、驻外使节、富家子弟、洋场阔少及留学生等都赶起时髦来。一时西装革履蔚然成风,这是第一次中国西服热。于是,“荣昌祥”在规模和档次上又上了一个台阶。王才运第二次从家乡招去大批学徒,又从日本、朝鲜等地聘来华工师傅精心传授西服工艺,可谓博求人才,广育后辈。其盛时拥有职工100余名,其中商场30余人,工场间及裁剪人员70余人。经营范围除扩大呢绒零剪和批发外,以定制西服为主业,兼营西服所需的各类配套商品及饰物,诸如衬衫、羊毛衫、领带、硬领、领结、领夹、呢帽、“开普”帽、吊袜带、皮鞋、鹿皮绒鞋罩直至大衣、礼服、晨服、睡服等应有尽有,花色俱全。单以袖口纽及领带夹为例,就有银质、14K镀金、18K包金等不同的规格。1916年,王才运合伙三人拆股,“荣昌祥”独资达10万银元之巨,成为当时上海最著名最完备的呢绒、西服及西服配套产品的大型专业作坊和商店。
王才运出身裁缝门第,他从不满足于现状,墨守成规,而是博采众长,兼收井蓄,不断进取。为提高西服的档次,增强与外商的竞争力,他一方面从英国订购西服样本,使产品不断更新换代。另外,又从日本、朝鲜、海参崴等地重金聘请出类拨萃的华工裁缝,还通过“怡和”、“孔士”、“元祥”、“石利路“等洋行,向英国、意大利等国厂商定货。高档的备料,充裕的货源,为“荣昌祥”的发展奠定了较为雄厚的物质条件。高超的技术,周全的服务,使“荣昌祥”在中外顾客中建立了卓著的信誉。随着“荣昌祥”的繁荣昌盛,南京、北京、天津、汉口、青岛、广州、厦门等各大城市的客商,纷纷前来选料定货。
王才运的“荣昌祥”,伙计和学徒大都来自奉化王溆浦,有子侄一辈的,也有外甥、外甥婿等亲戚。他深知“功以才成、业由才广”,不管是亲非亲,同等待之,从严管教。凡初涉西服业者,一律先到工场实习,在学会服装结构、裁剪技术和缝纫手艺后,再视其品行和特长,有的留在工场当工人,有的分配到店堂做营业员,有的做管理人员。去工场的,先要拜师,然后按西服的一道道工序,循序渐进。掌握各种面料的性能,各种服装的款式,按顾客的身材、气质,灵活运用,谨慎操作,精心缝制。到商场的必须学会量、算、裁、试4项基本功,练习过硬本领。王才运还聘请文化教员,店堂打烊后,即组织学徒学习国文、英语、珠算、会计等课程,并明立制订了18条店规,严格管理员工,文明热情待客。王才运培养了服装行业不少优秀人才,从“荣昌祥”出去自立门户的有20余人,其中大多在南京路开西服店,与“荣昌祥”遥相呼应。王才兴、王和兴兄弟,开设王兴昌呢绒西服号干南京路807号;王来富,开设王荣康呢绒西服号于南京路815号;王辅庆开设王顺泰呢缄西服号于南京路791号:王廉方开设裕昌祥呢绒西服号于南路781号;王士东、周永升合资开设汇利呢绒西服号于南京路775号;王正甫、王介甫兄弟开设洽昌祥西服号于广西北路346号;王继陶开设汇丰西服号于静安寺路429号;孙永良开设顺泰祥西服号于贵州路;王增表开设开林西服号于南京路957;王丰莱开设王荣康西服号于重庆路。他们都在南京路的繁荣和西服业的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王才运呕心沥血,为红帮裁缝这支队伍的壮大和总体素质的提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身处十里洋场的王才运,目睹各国租界和帝国主义的肆意掠夺,心情十分沉重。1919年,他以崇高的信誉和“荣昌祥”的品牌,被公推为上海南京路商界联合会会长和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总会副会长,并担任奉化旅沪同乡会董事。在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中,他以一个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感,积极响应五,声援斗争,领导南京路商界参加罢市斗争,又竭力抵制日货,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和帝国主义蚕食中国的嚣张气焰。1926年春,王才运为实现“不买不卖洋货”誓言,他决定弃商归里,把“荣昌祥”交给王宏卿经营。王才运把大部分资产以分红的形式分给门生子侄们,这批昔日“荣昌祥”职工有了分红资金开始自立门户,独立打拼,形成了红帮裁缝在上海滩百舸争流的场面。王才运携家眷离沪回乡,被人们誉为“模范商人”。这表明王才运在红帮人中享有崇高声誉。
1927年王才运被公推为鄞奉长途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筹备主任,王才运不负众望,全力以赴,为早日实现甬临线旅客往来自由而尽心尽责,后浙江省公路局要将此段公路收归省办,并委任王才运主任之职,因王才运不愿与官方合作而推辞。 王廉方,江口王溆浦人。他所创办的“裕昌祥”是当年上海南京路6家西服名店(“荣昌祥”、“王兴昌”、“王荣泰”、“王顺泰”、“裕昌祥”、“汇利”)之一。这6家西服店主均来自奉化王溆浦村,上海人称之为“南六户”。“裕昌祥”店面与“荣昌祥”隔路相望,其规模虽略小于“荣昌祥”,但却有其自己的经营特色。王廉方也是当时很有名望的爱国商人。
王廉方于20世纪初在堂兄王才运的帮助下,念完私塾即赴上海,寄居“荣昌祥”学艺,因其年轻好学,不久便当上了帐房,且学得一手“左手称盘右手笔”的绝技,店内记帐、盘存、核资,他都安排得井井有条,显露出理财的天资,几年后,不仅善理帐籍,且精西服的经营之道。1915年春,王廉方拜别堂兄王才运,在南京路781号开设“裕昌祥呢绒西服号”,四开间门面,中英文招牌,一楼当店堂,二楼是作坊,三楼为卧室。
“裕昌祥”始办时,专做西服,产品单一,和别的西服店一样,或来料加工或看样定制,兼营少量呢绒。民国初年,繁琐的封建婚礼开始改革,简化仪式,又募仿西洋的婚礼服,当时上海一些著名学校的师生带头发起集体婚礼,时称“文明结婚”,新郎穿燕尾服,新娘披婚纱。然而,这—袭礼服,尤其是号称大礼服的燕尾服,价格昂贵,婚礼中只穿一次,就垫箱底了,实在遗憾。王廉方从实际出发,审时度势,别出心裁地及时推山婚礼服出租业务,博得了社会的欢迎,名利双收。
经过几年的商场搏击,“裕昌祥”发展到有员工近30人,逢旺季还得另雇员工加班加点。日积月累,资本增多,王廉方凭着理财和经营的天资把重心由西服转到呢绒生意上来。并与女婿邬荣甫联手,王廉方在外进料接洽业务,女婿在店内分理销售,零批兼营,大小生意一样对待。如此运作,自然生意兴隆,“裕昌祥”的营业额也大幅度增加。
1941年,其子王嘉植于光华大学附中毕业,此时,王廉方因积劳成疾,于是让儿子接替了他的事业。儿子因少时即对西服和呢绒业务耳濡目染,又有文化,不久便挑起了大梁。
王廉方在其儿子接班后,便将精力放在新兴产业和社会福利上。先后开设了“大华氧气厂”、药业银行、“富华保险公司”等实业。他爱国爱乡、热心慈善事业,急公好义,德高望重,在沪奉两地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举其要者如下:
(一)声援纳税华人会
1921年元月,上海公共租界的华人组织华人纳税会,函告公部局,推选5名华董作为顾问,进入工部局就职,以争市民权,体现爱国心。经过半年交涉,进展缓慢,西方列强推三阻四,企图取消华人纳税会章程中的某些条款。以王才运为首的南京路商界联合会团结民众,奋勉催进,王廉方褒贬是非,爱憎分明,挺身而出,大声疾呼,在几次会上与余华龙、倪念先、万选青、费杏庄、王海永等慷慨陈词,就华董顾问就职问题,列论是非曲直,理正词严,痛斥帝国主义,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大无畏的斗争精神。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成了“孤岛”,日寇派飞机疯狂轰炸闸北、南市区,大批难民流连失所,有的里逃生到租界避难。王廉方与热心人士一起举办难民收容所进行救济。以后又为抗日的十九路军办过伤兵医院,他几次冒着呼啸的子弹,抢救受伤战士,支援衣物食品,鼓励部队抗日。
(二)资助奉化孤儿院
王廉方羁旅思乡,始终关心奉化的社会公益益事业,热情扶持慈善事业。在担任奉化旅沪同乡会会长时,他扶贫济困.乐善好施。又投资鄞奉汽车股份公司,促进家乡的交通运输业的发展。
1926年4月,奉化在育婴堂基础上创办孤儿院,救助县内困苦颠连的孤儿,教育引导他们以学自立,增进才智。但民生凋敝,又盗贼四起,困难重重,王廉方闻讯带头认捐,一次捐赠310元,后从1930年起,每年资助60元。孤儿院以“忠恕勤俭”为院训,开展勤工俭学,培育了一批又一批孤儿成人自立。同时,他又捐款捐田资助家乡的溆浦学堂。
(三)筹建同业公会,兴办职业学枝
1997年,上海市成立了西服业同业公会.王廉方出任公会理事长。作为一个独立的自然行业,王廉方走马上任,不管事务纷杂,家业牵累,团结本业同仁,促进西服业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45年10月,上海市西服业同业公会以江辅臣、夏筱卿、唐琼相为主,奉命整顿。1940年3月,借宁波旅沪同乡会会所成立了“上海市西服商业同业公会”,会上经民主选举,6l岁的王廉方又一次出任理事长。在两年的任期中,他信守“独木不成林,店多就成市”的古训,虽近老年,但在王宏卿、陈汉泉等17名理事监事配合下,他经常出入南京东路大庆里40号会所,对公会下设的西服组、海员服装组、调查科、财务科、总务科和同业福利会、劳资协调会作具体指导,上承下达,任劳任怨。他经常抱病工作,四处奔波,为维护同业的福利和业务的开拓,作山了贡献。两年以后,他虽然不担任同业公会理事长,还兢兢业业,关心和支持公会的重大事务。在王宏卿等创办上海市西服工艺职业学校时,他捐款1120万法币.作为建校基金,不收回报,后来得知学校开办经费紧张,购置设备困难,他亲自出面与“先施”、“新新”、“永安”等南京路上的4大公司协商,恳请他们慷慨资助。 王宏卿(1900-1972年),江口王溆浦人,原名嘉让。15岁遵父命从家乡至沪,随族叔王才运在“荣昌祥”当学徒。在师傅的严格训导下,王宏卿学习奋发,技艺绝佳,且能用英语熟练地同外国客户洽谈业务。3年满师后便在“荣昌祥”当伙计(营业员),工作认真负责,深得王才运的喜爱。
“五卅”后,王宏卿受师傅委托,接替了“荣昌祥”。他悉心改进企业经营管理,改变过去的经营方式,并进一步开拓团体制服业务,发展留学生出国西服生产,承接铁路员工号衣和航空军校学生制服等订单,后又承制军服、雨衣,增大呢绒批发量,使“荣昌祥”始终保持了兴旺发达的势头。
20世纪30年代初,广东巨商筹建大新百货公司大楼,择址在南京路、西藏路口,其中包括“荣昌祥”的店址在内。“荣昌祥”得到一笔赔偿金后迁至原址对面营业。由于仅有低层铺面,无法开设工场,于1933年再次迁到南京东路782号。新址系一幢双开间假3层房屋,比较宽敞。五宏卿信心倍增,精心装修,分设商场、试样室、帐房间、经理室、裁剪间、上下两个缝制工场、职工宿舍及休息活动场所,又调整了经营范围,确定以呢绒西服、团体服装为主业。
名师出高徒,“荣昌祥”先后培养门生林天石(后任志翔服装厂经理)、蔡和鸣(后任中国皮鞋店经理)、李舜耕(后任景华西服商店公方经理)、胡沛天(后任春秋服装商店公方经理)、水永铭(后任上海丝绸公司批发部负责人)等20余人。还派遣蒋月卿去日本学习西服专业,向欧美长期订购西装时新样本,及时了解世界流行款式,使“荣昌祥”的工艺、款式,质量不断提高,走在同行前例。王宏卿又将欧美新出版的西装时装样本,分售给同业客户,使同业共同获得国际服装新潮流新信息,促使同业共同提高。同时扩大承接军服及团体服装业务,做铁路呢制服,他派专门技术人员在铁路沿线各站,按人量体,务使铁路员工穿上合身的制服。这种服务方式深得铁路当局及职工的好评。为了做好出国留学生出国前西服定制工作,“荣昌祥”每年派出技术人员去北京清华、燕京等大学为学生量体、试样。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王宏卿会同周永升(汇利西服店经理)、莫高明(亨达利钟表行经理)、毛钊炳等著名商人到内地,克服种种困难,筹建华南被服厂,为抗日出力。先在汉口,后迁香港,再至祁阳等地办厂,生产军需服装、被头、水壶等物品,供给前方将士需要。“荣昌祥”仍留上海继续营业,为了前方的需要,他从上海抽调了一批技术管理人才、缝纫设备和原辅材料,支援华南被服厂并提供后勤保障。华南被服厂虽屡遭敌机轰炸,但仍辗转内地,坚持生产。从王宏卿身上,充分体现了民族工商业者的爱国主义精神。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王宏卿回到上海,重理“荣昌祥”业务,并悉心整顿,重整旗鼓。又开设了“华东雨衣厂”和“光华皮鞋店”,使“荣昌祥”的业务量得以不断的增加。
王宏卿在担任上海市同业工会理事长时,殚精竭虑,为西服事业的发展尽心尽责。他多方奔走、协调,并在同业公会中集资,在宋公园路开办了上海市西服职业学校,学生由同业公会内每个会员企业单位保送。学生免费学习,学费由保送会员单位支付,使学员一心一意学好西服技术。该校在短短一年多时间内培养出50多位西服技工,促使全行业西服制作技术更上一层楼,对培养西服业专业人才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王宏卿以自己在社会上的合法身份,积极拥护和平民主主张,他的经理室经常成为中共员蒋本箐、潘念之等人的秘密会议场所。有一次国民党派在南京路西藏路枪杀“银元贩子”(实际是进步人士)时,而附近的“荣昌祥”经理室里同志正在开会,却安全无恙。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王宏卿在做好繁重的企业工作外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1949年后曾被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市工商联委员、市西服业同业公会主任委员。在支援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购买折实公债、申请公私合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等方面,他均以身作则,积极带头,为带动同业作出了贡献。1953年因“左”的路线影响,王宏卿蒙受了不白之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获得平反昭雪。 余元芳,白杜泰桥村人,8岁上学,小学毕业后,托人介绍,去上海王升泰西服店学艺,因战乱两次回家避难。1941年满师,考入上海南京路王顺泰主管业务和裁剪,并以出众的才华和技艺深受老板的赏识和职员们的称道。抗日战争胜利后,年轻有为的余元芳离开了王顺泰,自立门户,以一身好手艺招来了一群群客户临门。当时,好些国民党的高官都上门找余元芳制作西服,如张嘉璈,贝聿铭之父贝祖贻,李鸿章侄女婿刘攻尘等。
1949年2月,与其兄余长鹤在百老汇大厦(今上海大厦)一楼大厅开设波纬西服店,承接各国领事馆、美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制服业务,一时门庭若市。5月,上海解放,西服生意清淡,余元芳便至香港另找门路。后因当时大批苏联专家支援我国建设,就住在上海大厦,经常到波纬做西服,有时一天能接40多套业务,余长鹤忙不过来,于是叫余元芳重返上海联手。当年6月初,余元芳进入波纬,男女服饰全做。并以精工细作、款式新颖、交衣及时而颇受好评。当时的陈毅市长,刘晓书记,潘汉年、盛丕华副市长,以及华东局的、吴克坚、魏文伯、陈丕显、等先后找余元芳定制过西服,一时波纬的店堂外面,小轿车首尾相接,顾客应接不暇。
1955年,印度驻华大使小尼赫鲁在北京做了西服,接连改了几次,仍不满意,专程赴上海重做,上海市政府便委托余元芳担此重任。余在两天时间内就做好西服叫小尼赫鲁试穿,结果十分合适。回京后小尼赫鲁与彭真说起此事,面临日益频繁的外事交往,彭真市长指令到上海挑选一批服装名店和技师来京,带动首都服装业。
1956年4月底,余元芳、余长鹤和波纬14名职工到了北京,安排在新落成的前门饭店。考虑到外宾和中央领导能就近制衣,第二年,波纬搬到东交民巷28号,并与迁京的万国时装合二为一,由余元芳任经理,于1957年4月18日隆重开业。
波纬服装店背靠外交部,面向使馆区,出入中南海,可谓顾客云集、名扬京师。好多业务都是直接为中央领导和外国元首服务。余元芳先后为、、、、、、郭沫若等党和国家***制作过一套套西服、大衣、中山装等服饰,为刘晓、黄镇、、伍修权、丁国钰、徐以新等外交使节和西哈努克、恩克鲁玛、卡斯特罗等外国元首也做过西服。
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周总理的内衣外套,几乎都出自余元芳之手。每逢出国访问,或参加重大国际会议,或会见外国贵宾,周总理总是委托余元芳准备中山装或西服。1964年,余元芳被周总理安排到会见厅,目测来访的西哈努克亲王和妻子、王子。随后,余元芳便为他们三人做大衣和西装。过了两天,衣服交货,西哈努克一家穿上后拍手叫绝,可见余元芳技艺之精。
1964年4月,偕夫人王光美出访东南亚4国,随同出访的有外交部长陈毅,副部长黄镇、乔冠华和外事办的官员共百余名,他们的西服都到波纬来定制。余元芳率领10多位一流的裁剪、缝纫技师,下榻钓鱼台国宾馆,夜以继日突击工作,出访前所有服装相继完工,受到的称赞。主席访问了印度、缅甸、柬埔寨、越南回国,准备下一轮赴印尼访问。在昆明作短暂停留时,主席吩咐外交部用专机接余元芳到他的住处,再给他的服装作了一番修改。中,主席遭批斗至,余元芳被戴上资本家帽子,遣送回乡,与他的妻子一起在奉化“劳动改造”整整7年。到1973年才落实政策,回到北京,此时波纬服装店已更名“红都”,余元芳老经理复出,被任命为顾问,直至退休。 据奉化市江口镇王溆浦村《王氏宗谱》记载:“昌乾公,从事工业,先王母俞氏,以纺织佐之,艰苦度日。昌乾公逝世时,二子睿谟公,字立华,仅7岁。王睿谟13岁时,继承昌乾公家业,工余做小贩,补家用不足。王睿谟24岁结婚后,赴上海工作。”他37岁时,伯父病危,二家合而为一。家中生寡食众,王睿谟仍在上海就业。打工之余,凭他做裁缝活的本领,经常做些衣服,赚钱补贴家用。王睿谟39岁那年,适逢日本明治变革,产业发展,劳动力紧缺。王睿谟打算东渡打工赚钱,维持全家生计。开始,他的主张遭母亲拒绝。后来,由于上海生意萧条,王睿谟走投无路,再三恳求母亲让他去日本,终于得到允许。大约在1885—1886年之间,王睿谟在日本勤学苦练,掌握了做西服的一些诀窍。1891年,他与几个同乡回到国内,当时正值上海租界扩展,西服业开始成为热门行业,他从早到晚,四处奔波,为人缝制西装。儿子王才运13岁时,王睿谟即带他到上海,安排在一家西服店当学徒。满师后,经过几年艰辛努力,于1900年在浙江路、天津路交汇处的忆鑫里附近,父子俩开办了“王荣泰洋服店。”该店曾为徐锡麟做过西服,王睿谟根据徐锡麟的要求,用了三天三夜时间完成。
王睿谟、王才运父子在经商致富后,积极投身公益事业,捐款兴修水利,造桥铺路。1920年王睿谟出资银元2800多元,重修了江口东面的寿通桥,在甬临线未开通前,此桥是溪口、新昌、嵊县等地从陆路赴宁波必经之桥。1860年以来,奉化屡次遭受大水灾,灾民蜂拥,流离失所,王睿谟、王才运父子积极捐款赈灾。1924年元月,王睿谟临终前嘱咐王才运把家乡的田拨出120亩,其中100亩田租收入,供20名贫寒子弟免费进入溆东学校,岁助学费百元。 江良通是奉化市江口前江村人。
江良通于19世纪后期东渡日本学艺,在横滨与开西服店的宁波老乡经常探讨制作西服的技艺,1896年学成回国后在上海静安寺路407号开设“和昌号西服店”,这是华人在上海开设的首家西服店。江良通是红帮裁缝早期的创业功臣。
江良通在发家致富后积极回报桑梓,当年江良通和兄弟江良达捐资16000元,另助田123亩创建锦沙小学。锦沙小学在民国年间是奉化校舍完备、设施齐全、师资强大的小学之一。该校有二层走马楼式校舍23间、会议室和63米风雨操场。
江辅臣是江良通的儿子,毕业于上海的法国教会学校“圣芳济学院”。此校创办于1874年,1880年起开始吸收一些中国学生,1901年起开设中国部。
由于江辅臣自幼接受东西方两种文化教育,懂得外语,这对经营西服业十分有利。江辅臣毕业后,其父就让儿子继承他的事业,让他担任“和昌号”经理。此店一直开到20世纪40年代。店内盛时有从业人员11人,其中技术人员7人。当时的“和昌号”一直以技工多、技艺好而著称沪上。
江辅臣从20年代起,还担任了数届上海市西服业同业公会的领导职务,为“红帮裁缝”在沪上的发展倾注了不少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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